边角料

8天之前，也就是上周六，我半夜回来发现邮箱里面立着一封很劲爆的邮件。标题显得有些粗俗，“华泰柏瑞***早该**了”。

我也许是最早看到这一封邮件的人之一，后来发生的事情，基金圈子里的人大概都知道了。

写匿名信的人很激动，写了万言不说，其中一望可知的偏见和攻击也不少。正事总结起来不过三件事：2009年8-9月份行业基金的高仓位和底部斩仓问题，同年9月份用16.5万元摆平客户的问题，以及2010年5月份对中行的违规一次性销售激励的问题。单说这三件事，2000字内大概可以说明白，其余部分，则充斥着某某总监“单身女人”，总经理如何如何的字句。

后来董事长齐亮也说，看一眼就知道写这封信的人有多偏激。

当时我问总经理助理沈明，沈明也不避讳，说某某副总因为职务变动可能有些不满。

不过真正让我瞠目结舌的在后面。周二赵娟把自己的稿子发了出来，中午时分，她短信告诉我说，稿子后面有留言，快去看。

在赵娟文章背后的评论栏中，一个截成了4段的留言写着，副总**在华夏基金期间，就喜欢和女下属谈心，并将这一习惯带到了华泰柏瑞云云。报社办公室里的人看到了这一段，都笑做一团。

用时兴的话说，这叫“三俗”（看德纲的新闻，才知道“三俗”是庸俗、低俗、媚俗）啊。办公室政治能搞成这样，在基金行业里面也算是空前了。

该副总后来很生气，打电话告诉我这段已经删除了的时候，隔三句一个“TMD”，我第一次见到上海公司的人说这三个字。他说，小吴，你去验证一下，你随便打10个电话给公司的女员工，看看她们怎么评价的。

我见不多识不广，这种相互攻讦的情形只在马克吐温的小说里面见过，人家那还是竞选州长。

如果作为揭黑者，大可以将三件违规事件一一说清楚，至于某某单身女人等等，该没有必要说；若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这样的匿名举报经历无疑是给自己抹黑。当年吕俊辞职出来之后那番言辞都已经算过分了，何况如今这种情形。

不过若回顾这间公司的过往，也让人生出疑惑，是不是这间公司有这样的土壤？当日梁丰离职，我和赵娟都问过华泰柏瑞的营销主管，但得到的反馈几乎都是对梁恶言评议，认为所有的压力都都应归因于他。

自外资公司进入中国渐多之后，大凡公司遇到核心人员离职，多半是要说该员工“对公司某某方面做出贡献”一类的，多数时候还不吝赞美之词。

这东西就像基金公司公告基金经理离职的时候都要说“因个人原因”辞职一样，实际上是不是那么回事另说，至少面上是和睦的。

据梁实秋说，天主教会选任主教时所举行的仪式很有趣，就职的主教照例的当众谦逊三回，口说“nolo episcopari”，意即“我不要当主教”，然后照例的敦促三回终于勉为其难了。

梁氏说，谦让的仪式行久了之后，也许对于人心有潜移默化之功，使人在争权夺利奋不顾身之际，不知不觉的也举行起谦让的仪式。“可惜我们人类的文明史尚短，潜移默化尚未能奏大效，露出原始人的狰狞面目的时候要比雍雍穆穆的举行谦让仪式的时候多些。”

基金行业经历的时间较之于人类文明史，显然短得太多。

上午去参加甫瀚与社科院的上市公司100强治理评价报告发布的活动，中间谈到很多内容，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是媒体最关注的点。

我已经是我第六次参加公司治理评价报告的发布了。加这份报告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总数和平均薪酬都在下降，总薪酬下降了20%，平均薪酬下降10万。上午开完的会，到下午就有消息见报了。

但实际上这个数据是说的2008年的事情，与2009年，2010年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因为社科院这个报告的评价费时很长，数据采集的时间也就截止很早。比如今天发布的是2010年公司治理报告，但数据采集的截止时间是2009年12月31日，年报数据的采集是来自2008年年报。

也就是说，关于高管薪酬总额和平均额的下降数据说的是2008年相对2007年的情况。2008年的高管薪酬和2007年相比，自然是下降的。

至于2009年相对2008年的比较，平均薪酬可能是下降的，因为国资委的限薪令，国字头高管的薪酬只降不升，上市公司100强中，76家是国字头；但总体的薪酬则不一定，2009年的复苏可能伴随着人数上的扩张。

这可能将是2010年最戏剧性的夫妻反目，证监会职员李莉被举报内幕交易牵扯出的事情已经接近于不可控了。

先是前任婆婆实名举报李莉，而后是前夫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央视曝光这一举报，事情充满戏剧性。央视新闻30分播报的第一天，证监会没有动作，第二天，证监会应该是内部有个协商，但仍未有动作，第二天才通过中证报记者发布了一个回应。

但回应太过简单和草率，中间指出两方面：三一重工的信息披露并不经过证监会，因此无职务贪渎之嫌，其二查李莉及其母无股票交易。

但这中间没有解释的是，李莉是如何获知信息，作为证监会员工是否应传播这种信息，且举报人举报的炒股账户是前夫李恩泉的，证监会如何证明李莉没有参与？

央视新闻30分播报这一则消息是3月26日，随后央视为避嫌未有跟进，但其它媒体都对此表示质疑，因为漏洞实在太大。

4月10日，证券市场周刊刊登另一则消息，与内幕交易无关，但将证监会带入更难堪的境地。时任基金部主任李正强和李莉接受上投摩根招待，出游欧洲。不管最终如何定性2只基金获批是不是违规，难以否认的是，上投摩根付费了。被监管者付费请监管者游玩，单是这一点就算很大的丑闻了。

当然，按照证监会的想法，这种事情可能完全不算丑闻。被监管者招待监管者这种事情，一年没有十桩也有八桩，只不过名目繁多，人员精简，想要拿到照片、收据、行程这样的证据几乎没有可能。除非是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夫妻反目。

而且此事也已经牵扯到上投摩根基金。但从4月10日到14日，两个当事者均未做回应。

如果简单的总结一下，可以发现这两个当事人的反应都过于迟钝：

1）不要拖延时间

证监会和上投摩根都不是那种可以不回应的主体，前者是监管当局，是政府职能部门；后者虽然从股权上看不是公众公司，但销售的产品全面大众。

对这两种主体的质疑，并不会由于不回应而消散，因此拖延是一个极度愚蠢的办法，很显然当你回应的时候，媒体又会再大范围报道一次。

当然从某个角度看，上投摩根未作回应可以理解。因为事涉监管当局，任何没有与监管当局沟通后达成的回应都很危险。

2）了解对方但不要去猜对方的底牌

证监会在李莉被举报内幕交易案中的反映颇为有趣，第一天没有任何表示，当第二天大多数媒体追问时，证监会也未回应，但私下却告诉记者们，举报者与被举报者的关系，并暗示这一事件属于家庭纠纷，试图引导媒体。

家庭纠纷虽然有趣，但无法掩盖内幕交易这一点，内幕交易在这里不是美人脸上的雀斑，它就像缀饰满天星空中的一轮明月，怎么可能会被人视而不见？

而且证监会并不清楚李恩泉手上有多少材料，一张SIM卡，一份购房合同，一份对账单？但证券市场周刊的报道显示，显然不止这么多。

在这种局面下，处在危机中的证监会要做的不是比重就轻，也不是试图猜测对方的底牌，墨菲定律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都会奏效，所以做好最彻底的打算。需要做的是认真检讨自己的人做过哪些事情，自己的文化、制度有那些毛病，这些是你自己可以清晰掌握的，然后恰当地表述出来。

当然，证监会也可以试图“摆平”李恩泉，但在媒体目光聚焦的时候，这是一种极度冒险的做法。比如让李莉在官司中撤诉，但现在任何反常的行为都会引发更大范围的追踪，“摆平”的做法，可能有一天也会像上投摩根试图“摆平”证监会一样被揭发出来，那就是一次更大的丑闻了。

上午参加一个会议，说到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收购，看起来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有他们难以改变的顽疾。

最近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成功率为什么不高？

Clifford Chance的律师Stephen Harder说，他“有时候站在中国企业的左边，有时候站在海外企业的右边”，他看到的中国国有企业有五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

他说，中国企业应该尽早对收购目标从法律和监管层面进行调查。这一点针对的不是别的，而是那些被忽视的角色。“中国企业低估了海外企业工会、养老金机构的能量和影响力，尤其是工会，它与中国的工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有天朝的工会官员在，听到这一句应该很不自在。

基于同样的道理，不少人对吉利收购沃尔沃存有担忧。

曾经为一些企业牵线调查沃尔沃的徐翌成（中金公司）两三年前就接触过沃尔沃，但最后他的客户们都没有敢继续下去。“如何扭亏为盈是个大问题，”徐说，”有些成本是刚性的，你无法裁员，无法搬迁到成本更低的地方，这已经不是商业问题。”

但中国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偶尔露出头角的民营企业，似乎都不认为工会之类的会成为什么问题。

另外一点是，中国企业缺乏对于商业和政治因素的通盘考虑，因此很难避免各个国家的外商投资委员会的负面影响。比如在公共关系、投资者关系和立法机构的关系上，尤其是在与立法机构的关系上的沟通不够。

“当然海外公众对中国的国有企业都存在误解，即他们有同一个最终控制人，因此海外收购的决策很容易被看成政府决策而非商业决策。”Stephen Harder说。

另外一些情况则是策略和技术上的，中国国企在这些方面显得不够灵活和专业。

“在并购的问题上，企业必须时刻准备好”Stephen Harder说，比如有的时候并购并非就是协议收购，也有可能是拍卖，投资者必须在处理法律问题和准备文书上反应迅速。“中国企业尚未在这方面有所准备，”他说，这体现在他们没有快速专业的外部法律顾问团队，内部决策流程也太长。

而在灵活方面，指的是投资者是否愿意获取少数股权而非多数股权。“在澳洲这样的地方，你可以获得10%-20%的股权而不触动外商投资委员会，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合资、协议的方式获得供货合同、技术转让合同等等。”Srephen Harder说。

此外，语言上的劣势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往往使得国有企业找不到最合适的顾问。

2010年以来遇到两个很严重的事故，都是技术上的问题，严重打击了我这个伪专家的自信心。

第一个是基金收益率的计算。出在华夏大盘和银华优先上，即，当一只基金分红之后，如何算这只基金的收益率？我们知道股票里面都有一个复权价格，基金里面是否也能这样算呢？我一开始认为是可以的。

比如计算华夏大盘的收益率，4月份的某一天分了红，如果我们按照股票的方法计算复权，也不过就是将分掉的红加上去。那么华夏大盘的收益率是落后于银华优选的，银华优选没有分红。

不过，正确的算法是，算一下华夏大盘收盘前的收益率，比如是a，分红之后的收益率是b，那么全年的收益率是，（1+a）*（1+b），这才是算上了分红复利的收益率。虽然这种算法对于华夏大盘这种分红不能再投资的基金来说，这种算法的实际意义不大，但标准的算法确实就是这么算的。

第二个大问题出在今天。基金投资的双十限制里面，有一个是单一证券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能超过10%，这个比例是对净资产说的呢？还是总资产说的呢？

当然，仔细想一想的人都会知道是净资产。问题是，一般对于基金，尤其是股票型基金来说，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差极小，也就是报表里面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资产总值”这两项差距很小，所以大部分时间，以及大部分人都没有太在意。

于是今天，我就拿最容易得到的总资产算了这个是不是超限的比例，因为债券基金的资产净值是有A类+B类求和的，但资产总值单列——没有超限，但实际情况是，我看到的那几个债券基金都已经超限了。

因为在债券基金里面，资产总值和资产净值差距很大，理论上说，资产总值可以大过资产净值四成。

为什么呢？因为债券基金要打新股，一般会在银行间市场用债券回购的形式融资，大部分债券基金的契约约定，只要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40%，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你在投资组合里面看到，基金的现金+债券+股票的头寸，其公允价值都是要远远大于债券基金的资产净值的。